从穿上司法警察制服的那一刻起，二十余载春秋流转，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字早已超越简单的口号，化作滚烫的烙印，深深嵌入我职业道路的每一寸轨迹。在法院的方寸天地间，我身兼司法警察与执行员双重身份，岗位虽无惊天动地的壮举，肩头却扛着让法律从条文走向实践、让群众胜诉权益从“纸上权利”变为“手中实惠”的千钧之重。

初入法警队伍时，我的战场在法警大队，刑事案件的押解、看管、值庭是日常的主旋律。每次值庭前，细致检查装备、反复熟悉案情是雷打不动的流程，指尖触碰到警棍、手铐的冰冷金属，心中涌起的却是对守护正义的温热责任感。庭审中，警容严整是基本要求，高度警惕是本能反应，被告人眼神里的一丝闪躲、旁听席上一声无意的咳嗽，都可能暗藏隐患，容不得半分懈怠。我深知，站在法庭之上，我不仅是执法者，更是公平正义的“移动屏障”：挺拔的站姿，是对法律尊严的无声彰显；敏锐的观察，是对审判秩序的坚实守护，每一个细节都在为刑事审判的顺利推进筑牢防线，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添砖加瓦。

2013年，岗位调整让我走进执行局，从此踏上了攻克执行难的征途。常听人说，执行是实现公平正义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可亲身经历后才明白，这一公里往往遍布荆棘：有被执行人百般推诿、耍赖抵赖的狡黠，有财产线索隐匿难寻、查控受阻的困境，更有申请执行人眼中满含期待却又交织焦虑的目光。胜诉判决书上的白纸黑字，要真正变成当事人手中的真金白银，靠的不只是法律赋予的权力，更需要一颗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的同理心。

执行工作从无固定 “套路”，面对千差万别的案件与被执行人，既需灵活应变的智慧，更需较真到底的韧劲。针对5万元以下的小标的案件，我习惯先借助执行网络查控系统，对被执行人名下有财产的银行卡、微信、支付宝等账户逐一冻结。数字支付普及的当下，切断支付通道，能让被执行人真切感受到法律的约束力，倒逼他们从“拖延应付”转为“主动履行”。但我从不会“一冻了之”：手机里存着密密麻麻的案件台账，标注着每一个需跟进的账户；每周定期重复查询，哪怕有几百元款项进账，也第一时间联系银行扣划、尽快兑付给申请执行人，生怕耽误了他们的紧急用款需求。

而面对标的额较大的案件，网络查控只是起点，更多功夫要下在“脚下”。曾有一起涉企借贷纠纷执行案，申请执行人是一家小工厂，几十名工人围着厂长讨薪，厂长找到我时声音都在颤抖：“法官，拿不到这笔钱，厂子就完了，工人们也没法生活！” 我在安抚厂长情绪的同时，引导他回忆被执行人可能的财产线索；随后带着团队顶着盛夏烈日，一次次奔赴被执行人位于郊区工业园的厂房、仓库实地调查。仓库里没有空调，闷热得像蒸笼，我们蹲在地上翻找账本，汗水浸透警服，紧紧贴在背上；为核实土地权属，又多次往返自然资源局、不动产登记中心，光是梳理抵押、租赁、查封等瑕疵就用了整整一周，每一个细节都不敢放过 —— 生怕因信息遗漏影响后续拍卖。最终，厂房成功拍卖，工人们拿到拖欠已久的工资时，脸上露出的久违笑容，成了我心中最珍贵的“勋章”。

执行之路不仅有“力度”，更应有“温度”。我始终坚信，法律的权威不在于“冰冷的强制”，而在于“理性的守护”。遇到确无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，我从不会简单粗暴地采取强制措施。曾有一位被执行人，原本开着小餐馆，疫情后生意失败，欠下十几万元债务，家中还有瘫痪在床的老母亲要照顾。在依法查封他名下唯一住房时，看到老人躺在床上满是不安的眼神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于是我主动联系申请执行人，将被执行人的实际困境一五一十说明，反复沟通协调。最终，申请执行人被打动，同意分期还款，双方达成和解。那一刻我更加明白：执法既要维护法律尊严，也要保障被执行人的基本权利，唯有如此，才能让更多人理解执行、配合执行。

2025年上半年，我执结案件130余件，执行完毕率54.63%，执行到位1350余万元，标的到位率65.69%。这些数字在旁人眼中或许只是报表上的冰冷统计，但在我心里，每一个数字背后，都是一个家庭的期盼得以落地，一个市场主体的权益得以保障，一份公平正义的承诺得以兑现。每当看到申请执行人领回案款时释然的笑容，听到他们握着我的手一遍遍说着“谢谢”，所有的奔波与疲惫都烟消云散，内心又会重燃前行的动力。

如今，时光在我的发间添了白发，在眼角刻了皱纹，但我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与执着，丝毫未减。未来的执行路上，或许明天还要下乡找被执行人核实财产，或许下周还要熬夜整理拍卖材料，或许仍会遇到不理解、不配合的当事人，但我不会退缩。因为我知道，我的每一次奔波、每一次坚守，都是在为兑现胜诉权益尽一份力，都是在为法治中国的建设添一块砖。这份初心，我会一直守下去。